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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红凛(复旦大学党建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建理论与实践深刻揭示两大政治定律：一方面，从党的领导、执政与自身建设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因先进而一党领导、因一党领导而一党执政、因从严治党与自我革命而保持党的先进性。另一方面，从国家治理和政党治理角度看，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有法度、法度必有所依，党内法规制度既是党的自身建设的基本依据与根本保障，也是党建理论转化为实践、党内治理推动国家治理的“桥梁与中介”。
从中外政党治理角度看，一个国家的政党治理模式是国家对政党的治理与政党内部治理的“组合体”。政党治理的基本依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法律对政党的规定与行为规范。世界政党法律规范主要包括五种规范形式，即于宪法中、于一般意义上的政党法中、于选举法中、于政党经费与政治献金法中、于专项政党立法中。不同国家政党法律规范形式的存在状态与组合状态，构成了一国政党治理的基本模式。二是政党内部对政党自身建设的规定与行为规范。党章、党的政策文件、党内纪律、党内法规制度等都是党内治理的基本行为规范形式。但对世界上不同的政党而言，上述四种党内行为规范形式存在的状态、程度与组合方式不同。这种不同决定着不同政党、同一政党不同历史时期的党内治理模式之差异。
聚焦到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与党内治理模式，无论是在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还是新时代，党章、党的政策文件、党内纪律、党内法规制度都是客观存在的，都是管党治党的基本依据。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在中共一大制定了一部初具党章色彩的纲领，二大制定了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党章；从中共一大到五大，先后制定通过了30多个决议案。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不仅提出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了巡视条例与反对腐败训令，还明确提出了党内法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自觉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党内法规体系逐渐得以完善。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党的建设与治党模式发展演进，可以得出三个方面的基本结论：
其一，党章作为党内“根本大法”，始终都是管党治党的总依据、建立与完善党内法规的根本基石。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始终注重党的纲领与章程的制定、修改与落实，从中共一大制定了一部初具党章色彩的纲领、中共二大制定了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党章开始，基本上历次党的代表大会都会修订与完善党章。如果把中共一大制定通过的具有党章色彩的纲领也视为一部“准党章”，那么建党百年总共召开了19次代表大会，制定、修改和通过了19部党章。事实上，百年来党章都是管党治党的根本依据、制定其他党内法规的根本遵循，以章治党都是党内治理模式的基本特点。
其二，在以章治党根本遵循下，党的政策文件、党内纪律、党内法规制度等在管党治党中的地位与作用发挥明显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形成了不同历史时期党内治理模式的显著特点。具体而言，以章治党、纪律治党与政策文件治党相结合，可谓是革命时期治党模式的显著特点。以章治党、纪律治党与政策文件治党相结合的模式在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初期得以成功运用，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遭遇曲折。在以章治党根本遵循下，着重以制度治党来推进党的建设、坚持与改善党的领导，可谓改革开放时期治党模式的显著特点。在以章治党根本遵循下，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坚持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建立与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全面依规治党，可谓新时代治党模式的显著特点。
其三，从以章治党、纪律治党、政策文件治党到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彰显出中国共产党百年治党模式发展演变轨迹。但是它们并非彼此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方面的基本判断：一方面，把中国共产党的治党模式简单归结为“政策治党”“文件治党”“纪律治党”“制度治党”乃至“依规治党”，都只能说是从某一视角看问题，无法全面诠释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与治党模式。另一方面，在执政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是大势所趋。高度重视党章与尊崇党章、严格以章治党依然是新时代管党治党需要着力加强的重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