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编辑：李士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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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 昂《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04日06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提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从全面脱贫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再到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良好的乡村治理是重要抓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从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制度三个维度着力，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促进乡村善治，有助于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有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注重精神文化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乡村善治以村民的美好生活为价值旨归，不仅需要促进村民物质财富的增加，还内含着提升村民精神文化水平的要求。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应注重加强乡村精神文化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乡村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农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和农民道德素质也在不断提升。乡村善治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乡村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以良好道德环境促进乡村经济水平的良性提升。为此，应当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提升村民思想道德素养，营造文明乡风，实现乡村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平衡。一方面，实施乡风文明培育行动，弘扬崇德向善、扶危济困、扶弱助残等传统美德，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另一方面，加强农村文化引领，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挖掘文化内涵，培育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助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突出农民主体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富脑袋’和‘富口袋’并重，加强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加强开发式扶贫同保障性扶贫相衔接”，并强调“发展乡村产业，一定要突出农民主体地位，始终把保障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剥夺或者削弱农民的发展能力”。善治是公共利益最优化的治理过程，是国家、社会和个人协同治理的结果，需要个体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其中。农民是乡村的主体，乡村善治离不开农民群体内生动力的发挥。
脱贫攻坚实践表明，思想贫困是脱贫攻坚最大的敌人，扶贫要同扶智、扶志相结合。实现扶贫对象从“等、靠、要”到“比、赶、超”的理念飞跃，必须从认知方式、思维方式等多方面入手，促其重塑观念、树立自信、提升技能。以乡村善治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通过教育培训、技术支持等途径，提升农民的发展能力，发挥农民群体的首创精神。一方面，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推动建立以城带乡、整体推进、城乡一体、均衡发展的义务教育发展机制，改善薄弱学�；景煅跫∪手贫�，建好建强乡村教师队伍；另一方面，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造就更多乡土人才，将农民的内生动力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效能，在鼓励农民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不断提升其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加强制度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在脱贫攻坚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敝贫冉ㄉ枋俏颐堑炒烊嗣窨羧娼ㄉ枭缁嶂饕逑执倚抡鞒痰墓丶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从全面脱贫到乡村振兴，制度建设始终是乡村善治的保障。在此过程中，既要强调政策文件、法律条文等正式制度的权威性，也要注重村规民约、风土民俗等非正式制度的有效性。
为此，应推进法治乡村建设，树立依法治理理念，强化法律在维护农民权益、规范市场运行、农业支持保护、生态环境治理、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等方面的权威地位。规范农村基层行政执法程序，加强乡镇行政执法人员业务培训，严格按照法定职责和权限执法，将政府涉农事项纳入法治化轨道。建立健全乡村调解、县市仲裁、司法保障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处机制。应不断完善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建立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其他经济社会组织为补充的村级组织体系。同时，还应不断提升乡村自治和德治水平，依靠群众、因地制宜、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制定完善村规民约，建立健全村规民约监督和奖惩机制，注重运用舆论和道德力量促进村规民约有效实施，引导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提高。
（作者：刘昂，系南京师范大学乡村文化振兴研究中心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